提起红三军政委夏曦，不少史料和影视剧把他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角色。由于他的肃反扩大化政策，杀人无数，导致红3军锐减，还丢失了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很多红军指战员对他恨之入骨，长征途中，他意外落水，结果连他的警卫员也不肯相救，坐视其淹死。
萧克率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三军会师后，与夏曦有共同工作和长征的经历，那么他是如何评价夏曦的？我们姑且摘录《萧克回忆录》第十二章“湘鄂川黔岁月”中的一段文字供参考：
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左”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 4000 多人了，特别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执行“左”倾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两军会合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能从“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倾路线问题。解决此问题，是遵义会议后）。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当了。
中央于 1935 年 3 月 31 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一个人的功过，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1920 年 10 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是第一批人团的，他同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去广东，邓中夏到长辛店，夏曦留在湖南活动。他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郭亮同享盛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曦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在十多年前，曾同我谈，在党的初创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有影响的革命家。杨尚昆在党的“七大”上也讲过，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我和王震主动请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1936 年 2 月，我们长征经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曦积极做当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匆忙回返，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