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刘洋）由自己出资培养的足球小将王振澳擅自加盟国外俱乐部，北京万达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简称万达俱乐部）将王振澳父子诉至法院，要求二人支付俱乐部因履行协议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及违约金2000余万元。今日该案在北京市朝阳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
庭审现场。新京报记者 刘洋 摄
擅自签约其他球队，父子面临两千万赔偿
万达俱乐部诉称，2012年8月4日，俱乐部与王振澳及其父亲签订了《北京万达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派遣球员赴西班牙培训协议书》，约定派遣王振澳作为俱乐部注册业余球员，前往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接受培训。该《协议书》同时约定，王振澳年满18岁成为职业球员时，其球员注册所有权和处置权均归万达俱乐部所有，如需转会须经俱乐部同意。
2017年6月，包括王振澳在内的俱乐部首批球员职业化，俱乐部决定与王振澳签订职业合同，但多次联系王振澳父子回京签约均未得到答复。2017年9月中旬，俱乐部甚至与王振澳父子失去了联系。
王振澳父子失联两个月后，俱乐部收到了丹麦瓦埃勒足球俱乐部发来的邮件。其中称，王振澳将于2018年1月5日与丹麦瓦埃勒足球俱乐部签订合同。2017年12月7日，万达俱乐部向王振澳父子发送了《律师函》，但均因被拒收而退回。2018年1月，在未取得万达俱乐部书面同意的情况下，王振澳加盟丹麦瓦埃勒足球俱乐部。
原告主张王振澳在未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加盟其他足球俱乐部，构成违约，并给其造成巨大损失，要求两名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履行协议支出的所有费用3027432元、机票费用44909元及培训费用39.9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982523元）及违约金1700万元（首次转会收益800万元以及历次转会收益、球员价值）。
被告辩称未签职业合同因意见不一致
今日（10月15日）上午的庭审中，王振澳父子均未出庭，由两名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
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前，被告答辩称，没有签订职业合同的原因是双方没有对合同内容达成一致，也未另行协商，且不认可原告所述的违约条款及违约金内容的真实性。此外，合同约定的时间是注册成为正式球员期间，但王振澳加入国外俱乐部时，被告与原告的合同已经到期，不再是原告所属的业余球员。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
诉讼中，经法院向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调查，2013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在该协会注册，性质为非职业足球俱乐部。2014年至2016年期间，王振澳在原告处注册成为业余球员。
针对此案，法院曾召开研讨会讨论相关焦点问题。
双方激辩“天价”违约金是否合理
该案今日进入法庭辩论环节。控辩双方围绕该案是否应由法院受理、被告是否违约、是否应该调减违约金等争议展开辩论。
原告表示，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排除青少年合同纠纷由法院来解决，因此应由法院审理。因合同中约定被告年满18周岁，其注册所有权和处置权归原告所有，而在被告年满18岁前，被告已经通知安排他和某俱乐部签署合同，被告擅自加入其他俱乐部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因此应该承担不低于1700万元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其次，原告认为，从本案背景和行业特殊性，原告提出的违约金并不高，被告要求调减违约金没有依据。
但被告认为，王振澳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即便违反也不构成违约。从《劳动法》角度讲，劳动者有权自由选择职业，被告年满18周岁，成为职业球员，应该自己决定是否和原告签订合同，不能仅因为原告出资培养他，就应该由原告决定所有处置权，使球员没有相关协商和选择的余地，这违反《劳动法》。同时，从《合同法》的规定看，被告认为原告签合同前没有对其进行合理提醒，涉案培训合同应该无效。
被告代理人当庭表示，原告巨额索赔等于把违约风险全部强加给球员，如果支持原告的巨额索赔，就是支持了原告对球员利益不顾的行为，制约我国足球事业发展。
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但鉴于没有调解方案，法院未在庭上调解。该案未当庭宣判。
庭后，被告代理人说，球员王振澳目前在丹麦一家足球俱乐部做职业球员。
新京报记者 刘洋 编辑 白馗 校对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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