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警察作为道路执法的专业警种，本应该严格履行打击交通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法定职责。但是，在近年来泛民派法学专家的理论渗透下、在众多司法判例的权威导向下，在不少交警锒铛入狱的惨痛教训下，“交警不能追车”的错误认识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于是，闯卡成了违法车辆逃避处罚的最佳选择，“目送离开”成了交警自保的规范动作。然而，在这份默契与和谐的背后，冷酷的现实却是交警的伤亡风险剧增、恶性事故的“不可控制”、无辜群众的“运气不佳”！——为了这份错位的“法治文明”，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为扭转这种荒诞消极的司法导向，动力君和众多警自媒体就“交警能否追缉逃逸车辆的问题”都曾进行过深度法理分析和持续呼吁，我们认为：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第（三）项虽然规定“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但对于该法条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字面含义而曲解其逻辑含义——该法条的逻辑含义分明是“交通警察可以驾驶机动车追缉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的机动车”！
而在现实执法中，交警不可能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对该法条的执行只能根据车辆的驾驶行为信息判断是否“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如果有车辆出现强行闯卡或加速逃逸等驾驶行为时，交警可以得出两点合理判断：1、该车辆存在重大违法犯罪嫌疑（如在逃凶犯、绑架挟持、醉酒驾驶等）；2、该车辆超速行驶构成危险驾驶。而这两点均已构成“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的法定追缉条件！因此，当执勤交警发现车辆强行闯卡或加速逃逸时，应当立即展开追缉！而在追缉过程中出现的伤亡事故不应由依法履职的交警承担责任！（之前不断爆出的交警因追缉闯卡车辆而获罪的判例均属适用法律错误）！
因此，法院在今后该类案件审判中，应当理清上述法理关系、重新审视裁判思路，作出“确认交警追缉执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保护交警不因履职行为反遭法律追责”的合理判决。这样，才可以给社会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从而实现交警执法责任心提升、司机守法意识加强、交通事故发案率降低等积极社会效果，达到司法效果的“三统一”目标！
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对于上述理论的坚持呼吁终于看到了“实际回应”——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日公布的（2020）冀11行终110号判决中，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景县交警追缉逃逸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一案作出的判决中确认：交警对逃逸车辆采取追缉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交警执法行为并未侵犯死者的人身权！
该判决还显示：在之前景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1127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中，对逃逸司机已判处了“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刑罚！
让逃逸肇事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惩罚、让履职尽责的交警免受无妄之灾——这才是代表了社会正气的标杆式判决！这才是人民立场下的法治思想重大进步！这份判决也必将成为对交警执法生态带来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里程碑式判决！
当然，该案中出现的路人被撞死亡是令人遗憾的悲剧，但我们要谴责和惩罚的只能是逃逸车辆的驾驶人——如果他停车配合检查、如果他在规定车速范围内驾驶车辆，悲剧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该驾驶人不服从交警指挥、超速驾驶等违法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驾驶人应承担该事故后果的完全过错责任！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交警不追车不就不会发生事故吗？交警把人追急了才慌不择路撞死人的，为什么交警不承担事故责任呢？
动力君想说，法律问题必须在法理框架下开展讨论——交警追车与事故发生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但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后者才是追究法律责任的唯一逻辑依据。举个例子，杀人犯的母亲如果当初不生他，这起凶杀案就不会发生——这的确是合理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杀人犯的母亲有罪，因为她生孩子的行为不违反法律、不具有主观恶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她和杀人案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同理，交警追缉车辆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竟无过错，为什么非要给交警强加一个法律责任？
而且，即便交警都不追车，违法车辆普遍失管后交通事故只会更多，按照“无限反推”的荒诞逻辑，是不是又要追究交警“不主动作为制止违法犯罪”的责任？再退一步讲，即便一线交警们都被问责送进了监狱，这种结果于道路交通安全又有何裨益？问责的目的到底是促进安全还是破坏安全？
所以我们说，不错不漏、不枉不纵、让违法者存戒惧、让执法者有底气，这才是法律应有之立场。
好了，就啰嗦到这里，望“交警不能追车”的荒诞一幕快点翻篇！请看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