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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故园音画公众号，阅读本文上篇《太原榆次古今谈（上）》

太原之名，从台骀治汾开始，便附着于汾河中游这一方土地。但这时的“太原”属于自然地名，是汾河中游或太原盆地的泛称，不能具体确定为某个城。春秋时期，晋国卿大夫中行氏伐戎，以武力驱逐了活动于大致今太原地区的无终、赤狄等游牧部落后，“太原”这个泛地名开始过渡为指向这片区域的专用名。战国末期，秦庄襄王置太原郡后，“太原”正式转变为专用地名和行政建置名，而这种转变正是得益于晋阳城的崛起。

春秋末期（公元前497年），作为晋国六卿之一的赵氏在备受打压的低潮时，选择远离其它五卿势力范围的戎狄故地——太原地区，设计建造了晋阳城。凭借晋阳城，赵氏攻城掠地扩展领土，建立了赵国，并定都（初都）晋阳。晋阳城在赵氏的经营下，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声名显赫的军事重镇，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置太原郡创造了条件。而与晋阳城毗邻的榆次城前身——涂水邑，作为当时晋国六卿中势力最大的智氏的城邑，虽然建城时间明显早于晋阳城，其规模并不亚于晋阳城，未经专家考证的涂水新城（所谓的汉故城）规模甚至远超晋阳城。但是，随着智氏在智、赵、魏、韩四卿晋阳之战中落败，春秋涂水邑的继承者——战国榆次城，逐渐沦为晋阳的门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实行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郡县制。郡是中央政府以下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县是郡的下级行政机构。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太原郡成为管辖整个山西高原中部的行政区划单位，辖晋阳、界休（今介休）、邬（今介休东北）、兹氏（今汾阳）、离石、榆次、霍人（今繁峙东）等7县，郡治设在晋阳城。除太原郡治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晋阳还曾作为并州州治、晋阳县治、河东节治、太原府治等，但“晋阳”二字却始终停留在“城”与“县”，从未超过县级，所辖范围也大致只有今晋源区大小。严格说来，晋阳其实只是晋源区的古称，远远无法涵盖到整个“太原市”的地域范围。与晋阳县同样隶属于太原郡的榆次县，也曾被置为并州治所（北宋初年历时3年），但在辛亥革命前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也从未超过县级，虽然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不完全一样，却从未脱离过太原的管辖。

汉承秦制，仍设太原郡。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刘彻置并州刺史部，为全国十三州部之一，闻名遐迩。“并州”原是古代中国或汉族地区的代称“九州”之一，汉代的并州是一个监察政区，不具备完全的军政权力，并州刺史在汉代只能对并州辖下的郡县长官进行监察。汉末以后，并州逐渐成为管辖郡县的高级行政区，管辖了山西高原超出太原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并州统领下的太原郡含21个县 ，晋阳、榆次位列其中，并州刺吏部设治晋阳。隋唐时期“并州”已逐渐降格为“太原”的别称，直到北宋初年被“太原府”取代，太原简称“并”也来源于此。

战国初期的赵国，攻灭了东北的白狄、西北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之后，把疆域向西北推进到了雁门（今忻州代县）一带。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中原王朝的疆域再次向北扩展。处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对峙前沿的太原地区及军事重镇晋阳，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重要战场和各方势力角逐的中心。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王朝时，常常先要占领晋阳，并以晋阳为基地再继续南下，榆次因毗邻大都会晋阳，其命运自然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秦末之际，匈奴称霸北方草原，开始大肆侵犯中原。公元前201年，匈奴越过了句注山（雁门山），直逼晋阳城，榆次被匈奴占领。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复了榆次，却因轻率冒进，在平城（今大同）遭遇“白登之围”，险遭丧命。新兴的汉朝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作战，匈奴一遇灾荒便南下掳掠。

为防范胡寇，刘邦合并雁门、太原两郡为代国，国都晋阳成为西汉的戍边重镇。开创“文景之治”的刘恒（汉文帝）称帝前受封代王，他的十七年治理及随后的“文景之治”，造就了当时晋阳城和榆次城的繁荣。原本战国古城的榆次城，因汉时的繁荣，被后世称为“汉故城”，它在榆次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隋代缩建的榆次城（今榆次老城）无法比拟的。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归附东汉的南匈奴与黄巾军联合攻破太原郡，渗入汾河流域中游的太原盆地及周边地区。曹操统一北方后，把三万余南匈奴分五部安置于“晋阳汾涧之滨”的汾阳、祁县、隰县、忻县、汶水，成为“并州之胡”。

西晋实现统一后，晋武帝封27个皇宗室为王，立二十七国。汉魏以来的太原郡改置为太原国，下辖晋阳、榆次等十二县，原榆次所属的东部地区新建置了寿阳县。西晋在短暂的太平之后陷入长达16年之久“八王之乱”，八王招募胡人参战，为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胡乱华创造了机会。

公元304年，匈奴在左国城(今离石)建立的汉国（后改国号为“赵”，史称“汉赵”），成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307年（元嘉元年），西晋著名将领、出任并州刺史的刘琨，带领一千余人辗转离开首都洛阳，抵达并州府地晋阳，经历长期战乱的晋阳这时已成为“府寺焚毁、僵尸蔽地、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一座空城，景象极其悲惨。刘琨指挥兵勇城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首次整治晋阳城，并在周边胡人势力虎视眈眈的险恶环境下扩建重筑晋阳城，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加强防御。

此时的榆次汉族民众则纷纷远离所谓的榆次汉城，委身于地方豪强们在东部丘陵地带高壁、小壁、杨壁、峪壁等处所建的坞壁自保，榆次城已极度空虚。

310年，汉赵政权攻破洛阳后，中原士族大多南下江南，唯有并州刺史刘琨继续留在晋阳、榆次一带与匈奴汉赵政权对垒。312年，汉赵大军进攻晋阳，在榆次陈侃一带的武观城与刘琨的将士们展开激战，晋阳、榆次终被匈奴占领，北方的西晋势力被汉赵政权彻底肃清。

五胡十六国期间，晋阳、榆次及整个太原地区，先后被匈奴、羯、鲜卑和氐创立的汉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占据。

公元396年，拓跋鲜卑的北魏四十万大军沿西山攻占晋阳城，占领了榆次及整个并州，进而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混乱局面，晋阳也随之进入繁荣和扩张的发展高潮。

北魏时期，晋阳城享有了难得的百年安定和平，并州政区也发生了区域性的大调整。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因县城空虚，榆次的县级建置被废除，榆次被并入晋阳。原在平遥境内的中都县治，迁址榆次南合流村北的冷姑崖附近的中都城，此时的现榆次地域分属晋阳和中都两县。北魏景明元年（500年），榆次再次恢复县建置，此时的现榆次地域再次分属榆次和中都两县。北齐文宣帝时（529-559），南合流中都城被泛滥的潇河洪水摧毁后，中都县治才迁回废弃的榆次故城。

公元524年，北魏开启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割据后，鲜卑化汉人高欢和汉化鲜卑人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置晋阳宫，以“霸府”晋阳为政治、军事大本营，遥控朝政。凭借军事重镇晋阳，高欢最终与宇文泰一起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东魏高欢的儿子高洋废掉东魏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以晋阳为“别都”，诸帝常年往来于晋阳和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一带）之间，在晋阳城及周围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如晋阳宫、南宫、大明宫等。晋阳城逐渐由地方性军事重镇提升为全局意义的中心大都市，具备了除没有皇陵之外，首都应有的一切要素。因此，今天的太原也是北齐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位于晋阳古城一带的今太原古城营村和华塔村发掘出土的石刻造像，可能就是当时晋阳城内外的并州寺、大安寺、兴国崇福寺等寺庙的遗物。据记载，晋阳古城外西山一线的龙山童子寺大佛高近60米，西山大佛（蒙山大佛）高66米，是北朝时期最高大的佛教造像。元朝末年，蒙山大佛被毁。1980年被重新发现时佛头已不知去向，佛身埋在土石之中，风化严重。2007年，蒙山大佛佛身被加固，并参考出土的北齐佛头新修了高12米的佛头，西山大佛再次重现。

榆次以及当时的中都，因毗邻“别都”晋阳，也有不少北朝时期的文物遗存。如：乌金山镇西沙沟寿佛沟半山腰处的一佛二弟子石像及两侧菩萨立像、长凝镇沟口崖壁石窟一佛二弟子石像、长凝镇高家山庙岭的五尊摩崖石刻佛像，虽风化严重但北魏晚期风格明显。而长凝镇庆城崖壁石窟造像、庄子乡西河村六刹河石窟造像则为北齐风格。在榆次区什贴村西北现存六座被当地人俗称“王墓”的封土堆和已探明的另1座无封土墓，均为北齐中书令韩轨家族墓葬。

北周灭齐后，晋阳曾一度沉寂。公元581年，作为外祖父的杨坚废掉了北周年仅8岁的小皇帝（自己的外孙），重新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隋王朝。为了防御北方强大的突厥侵扰，隋文帝杨坚封他的儿子杨广（隋炀帝）为晋王。驻守晋阳的杨广再次对晋阳进行了大规模营建，晋阳再现繁华。杨广扩建东魏所筑的晋阳宫，于宫外筑“新城”，又在新城之西筑“仓城”，晋阳成为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政治军事中心城市。

杨广再造晋阳期间，榆次城也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造，可惜不是扩建而是缩建。频繁的战乱导致榆次战国故城内人烟稀少、遍布农田荒地，过大的城池范围不利于军事防御，于是，隋开皇二年（582年），“周二十一里”的榆次战国故城被改建缩小为仅剩故城东南角“周五里”的土城池，故城的西北大部被废弃。隋开皇十年（590年），北魏始设的中都县被废，再次改称榆次县。

隋末，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晋阳，长安称帝，建立大唐，并以太原的古称唐国之“唐”作为国号，晋阳及太原成为唐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唐王朝发祥地的晋阳备受重视，相继被封为“北都”“北京”，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三京”。唐代的晋阳城新建了东城、中城，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建设达到鼎盛。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晋阳城分为西城、中城和东城，其中西城包含有罗城（大型城郭的外城）、府城（州郡行政官署所在地）、大明宫城、新城（晋阳宫城）、仓城等，东西12里，南北8余里。

发展达到顶峰的晋阳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大都市。“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朝代，都是沙陀人以晋阳为依托建立的。建立后唐的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后晋的石敬塘、建立后汉的刘知远，在称帝之前都是前朝的北京（晋阳）留守、河东节度使，都是以晋阳为根据地乘机夺取黄河流域的大部分，从而一幕一幕地演出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剧，一时间晋阳名声显赫，传为“龙城”。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掉了“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以太原为都的北汉政权，统一了全国。宋太宗为彻底根除晋阳割据，强迫晋阳居民一律迁出城外，于晋阳故城北筑新城，置平晋县（今太原市小店区一带），意为“平定晋阳”。随后，宋太宗又下令火烧晋阳城，引汾、晋之水夷晋阳城为废墟。机缘巧合的是：一座赵氏（晋国卿大夫赵鞅）所建的古城，在历经三家分晋、西汉戍边、东魏霸府、北齐别都、北汉都城、盛唐北京、五代战乱，存续1500年之后最终又毁于赵氏（宋太宗赵光义），“晋阳”之名也彻底消失于史册。

一直与晋阳兴衰相伴的榆次，在晋阳突遭厄运之际，却时来运转。失去晋阳的并州地区不能没有一个行政中心，于是，榆次被置为并州治所，地域扩大到包括平晋、徐沟、阳曲、寿阳、太谷的一部分，成为榆次历史上境域最大的时期。“榆次”之名继续延续了下去，在经历了近代与太原的平级或混乱关系之后，最终因便利的交通、发达的经济、以及重要的地理位置，脱离了太原管辖，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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