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中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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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要点:
日本是中国之外中药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汉方药市场规模约133亿人民币,在日本药品市场中大概占2%。
销售到日本和欧洲的中药材是品质最高的,通常有200多个农药指标的检测,而国内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大部分不检查农药指标。
日本津村挑选药材按照1‰的杂质控制率,但国内按药典规定是3%,几十倍的差距。
2003年非典后,药材价格上涨,药材产业发展了,药农日子红火了,但药效却大不如前。
为了让根看起来更粗,当地人会给党参打壮根灵。
2020版《中国药典》即将推出之际,15份国家标准草案提出了对植物类药材全面检查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禁用33种农药等。
药材行业高度分散,2000多家企业瓜分2000多亿的饮片市场,起点比较低,提高标准也会面临全行业阵痛。
整个8月份,药材出口商李贵都闷闷不乐。
出口的一批枸杞,在欧洲因为农药残留不合格而被扣留。对于李贵这种小型的药材出口公司而言,“自动扣留”无疑杀伤力巨大。
“2015年版《中国药典》只对甘草、黄芪、人参、西洋参4种药材限定了农药残留量。对枸杞没有做硬性要求。”李贵觉得有苦难言,欧洲的饮片标准非常高,一旦出口到那边,会面临200多个农药指标的检测。
事实上,质量标准差异一定程度阻碍中药饮片走向世界(中药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饮片是中药材切片炮制初步加工而成,中药房中那种一味一味的药,就是饮片)。
2017年,中药材因质量问题被日本、韩国、美国、欧盟扣留和退回44次。世界贸易组织在今年7月发布通报称,欧盟将针对我国枸杞及茶叶相关产品的农药残留实施官方监控,主要关注双甲脒及尼古丁的残留。
完善药品标准,提升饮片品质,国家层面已逐步达成共识。《中国药典》自2010版起,标准的制定就走向了快车道。按照五年一改版,十年一换代的模式,药典委在2020版《中国药典》即将推出的近一年来更是大动作频频。
今年1月,国家药典委发布2020年版《中国药典》编制大纲,提出“全面制定中药材、饮片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
近日,国家药典委发布《0212 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等15份国家标准草案。对于植物类药材,要全面进行检查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铅、镉、砷、汞、铜)限度。除此之外,还禁用33种农药。
一个小县城的药材交易
白露刚过,距离甘肃兰州近200公里的陇西县,天气依旧干燥。中午时分,顶头的太阳烤得人有点发晕。
进入当地,哪怕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引以为豪地讲述,“陇西气候湿度小、光照足、通风好,药材不容易生虫和发霉,自古以来就是‘天然药仓’。”官方资料显示,陇西素有“千年药乡”之称,盛产当归、红芪、黄芪、党参等中药材238种。
几乎每一个镇上都有个药材交易市场。规模大一点的,比如文峰镇的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占地足足有1000亩。据当地人介绍,每逢赶集日,交易大厅近百米长的走廊两侧人声鼎沸,堆满各式各样的药材样品。
八点健闻谭卓曌摄
药材收购商陈富对各个镇赶集的日子,了如指掌。一逢开市,他会开着一辆白色的小型装货车,把从山上收集下来的党参、黄芪拉到市场去卖。“就普通的党参来说,20元一公斤收上来,50元一公斤卖掉。”
也碰到过外国人来收党参。“他们会指明要品质好的,那种大的粗的,价格是110元一公斤。”这个价格比市场价高出十几二十元,陈富的原则向来是,谁出价高,就卖给谁。
“从国内发货,涉及装船、收集多个环节,到了欧洲几乎是2个月后了。他们更需要质量好的药材。” 李贵经手的国外客户,也都更注意品质。
遇到药材掉价的时候,就囤着。陈富说,囤到第二年,品质的确不太好,但也要等价格涨了,再卖出去。不管质量好坏,市场都会有人买单。
陈富的仓库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党参,要等价格上涨时再卖出去。谭卓曌摄
而在8月24日,当地药材交易气氛达到顶点。
首阳镇上举行了第二届中国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俄罗斯、日本等14个国家的代表参会。在街上随便碰到一个人,都能绘声绘色描述当天的场景,“滨河路被封了,周围县城酒店全部满房,挤满了外国人。”
官方数据显示,陇西首阳、岷县、渭源会川等6个大规模交易市场,年交易量120多万吨,交易额230亿元。这些药材被装箱、装车,一辆辆运往新疆、内蒙古、安徽、云南等地,甚至远销国外。
药效大不如前
陈富的仓库在一个大山的镇子里,距离县城有近40分钟车程。仓库不远的山地里,遍布了党参、黄芪。集中连片的党参绿意葱茏、长势旺盛。这些山地少部分被药企承包,做成种植基地,大多数仍旧是药农自种自卖。
陇县的一个山地里,集中连片的党参。谭卓曌摄
“之前大家都是种土豆,非典后,药材价格上涨,几乎全村都在种药材。”当地药农说,一亩地的药材营收大概是6500元,而一亩地的庄稼营收不过2000元。凭借药材的收入,这些药农们纷纷在县城盖起了房。
药材产业发展了,药农日子红火了,但药效却大不如前。“我们小时候,山上野生药材很多,现在快被采没了。野生的党参一般要长个5~10年,那个根壮得都跟人参差不多。但种植的话,2月份种下去,9月份就可以收。” 一位药农说,为了让根看起来更粗,当地人会打壮根灵。
壮根灵是一种生长调节剂。国家药监局在2018年曾发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规范》(征求意见稿),规定“禁止使用壮根灵、膨大素等生长调节剂调节中药材收获器官生长”。
党参在地里看起来像红薯,当地人会打壮根灵,使其长得更粗。谭卓曌摄
然而,兰州距离北京,1400多公里,最快的动车7个小时,最慢的列车26个小时;陇西距离兰州,200多公里,只有列车,需要2个小时;位于大山里的小镇距离陇西30多公里,山路蜿蜒。
这里很多药农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去过兰州。他们尴尬地站在田地旁,抽着烟,用极其晦涩的“普通话”说,我们不识字,也不会讲。
当有农残的药材一捆捆、一箱箱地被装车,经过“陈富们”发往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再经过一道道“不是特别规范”的加工、炮制,再到达出口商的手上时,就有了开头李贵的烦恼。
准备发往全国各地的中药材。谭卓曌摄
一根一根的党参到了药厂后,会被浸润。一位中医指出,药材浸润后,会流失大量的有效成分。“在当地采摘后,就应该加工好,烘干后再发往使用地。二次的炮制,会令中药饮片含量流失百分之三四十。”
加工和炮制过程的不规范,更不是秘密。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刘敏说,“比如白术炮制,北方用麸子,南方用稻壳,但炒的时候,为了省功,上色块,可能里头就掺糖,外面很快是焦黄的,但里头却是白心。” 刘敏作为药房主任,有着20年的药材经验。平心堂的饮片质量圈内口碑甚高,非典时期李嘉诚曾专程派人从香港来医馆取药。
“炮制用的材料,是用醋精,还是用好醋?用黄酒的话,是一年的,还是五年的,这些都会影响药效。” 到了市场上,药材还会被掺东西。在内蒙的时候,刘敏发现当地有一种植物叫大黑头,长得跟柴胡差不多,但价格低上好几倍。大黑头切了段,掺在柴胡里,完全看不太出来,但它是没有疗效的。
“如果说医生是战士的话,药就是武器。如果炮弹里都是沙子,必然就是失败的。”刘敏说道。
日本的质量标准
王奇不愿去做散户的生意,品质很难把控。
他所在的盛实百草是国内最大的中药材及饮片出口公司。“日本津村是全球最大的汉方药(即中药)制药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药材量,有一半是我们在做供应。”据参考消息网指出,在津村每年采购的数千吨规模的中药材中,中国产占八成,日本产仅占15%。
常年和国外客户打交道,王奇有了不少感触。国外对于中药材有两个核心要求,一个是安全性指标,另一个是要求溯源。特别是安全性指标这一块,日本、欧洲和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视,但国内重视度低一点。
所谓安全性指标就是指农药、重金属、黄曲霉毒素,包括有害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控制指标。“稍微严格一点的日本客户,要求检测200多种农药指标,有的欧洲客户要求检测400多种。”李贵提到,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数中药材,是可以不检查农药指标的。
“比如,甘草分乌拉尔甘草、光果甘草、胀果甘草,很多地里边都是混着生长的,但它们成分含量不一样,临床用药上是也有较大差异。”王奇说,像这种问题,日本人就会特别重视,他就指定用一种甘草,在种子、种苗上下功夫。
关于杂质的控制,国内外差距也比较大。“像日本津村挑选药材的时候,最高级别是按照1‰的杂质控制率,就是1千个大枣里边最多有一个,可能有脏东西,或有一点发霉腐烂,特别严重的问题是零容忍。但国内杂质控制率,药典规定是3%。”
3%和1‰,杂质率差了几十倍。这个差距带来的就是人工和加工成本的提高。“我们出口一公斤药材,比在国内卖要高几十块钱,就来自于两部分的成本,一个是挑杂质,另一个是检验。”
溯源管理则是要求,“发到日本的每一个批号的药材和饮片,都能查到是哪个地块,什么农民种的,什么时间种的,用了什么农药,是怎么生产加工的,所有过程都能查得到。”王奇说。
出口的药材,王奇都是和种植公司合作。“我们发放种子种苗、农药肥料,指导药农种植。药材还长在地里的时候,会抽一些样品检测;从地里挖出来,到工厂之前,要再检测一下。发到工厂加工之后,还要再检测一下。一旦违规使用了化肥农药,第一次会警告,如果有了第二次,就不再和他做生意。”
“这一点,大多数国内企业是做不到的。”一位行业人士指出,很多企业做溯源系统,只是做了一个信息化的展示页面,没有把全过程的溯源信息管起来。
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吃上好药
药材标准该提高,产业该升级了。
前两天,王奇和几家中医馆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了一次研讨会,“我们想针对几十个重点品种,讨论一个共同的行业标准,这个标准是高于药典的,甚至高于出口标准的。”
刘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希望这个标准是双重的,既符合国家标准,又要符合中医标准。“目前的饮片标准是按西医标准制定,强调的是含量。古代验药,看性味归经升降浮沉,闻味道、看成色,三年生的和五年生的有区别,这个地方产的跟那个地方产的有区别,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药的标准。”
正如开头所言,国家药典委也在紧锣密鼓地修订更严格的标准。
除了农残、重金属各个指标制定之外,部分行业人士认为,要把传统中医的标准也加进来,特别是生长年限。“以前说人参必须五年以上,最好六年,否则就不能入药。现在有的长了四年,个头也挺大,也就入药了。”
“打个比方,指甲和山甲的含量是一样的,犀牛角和水牛角含量也是一样,但它们在中药的用途上又不是一样的。”一位中医指出,这也是为什么四川某一家企业会拿苹果皮替代板蓝根,其中一个成分是一样的,把苹果皮的成分扔进去,按照药典检测就是合格的。
但也有行业人士认为,标准的提高,还得看产业基础。“如果产业基础根本就不行,标准修订了也白费力气,而且会引起社会动荡。比如说枸杞,全中国的枸杞都按460种农药——出口欧洲的最严格的标准去查,可能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枸杞不合格,种枸杞的人怎么办?”
而饮片标准化,最终是一个需求问题。中药饮片的需求市场有两大块,一是中成药药厂,二是医院、医馆用的中药饮片。
市场暂未形成优质优价的一个土壤。一位主做高端饮片的人士指出,“高质量饮片就能卖上好价钱,这个市场是没有的,并不是老百姓不需要,而是买单的人实际上是靠政府医保的钱,或者靠药厂去采购原料,这导致质量标准就很难一下子提起来。”
目前能用上高质量饮片的以自费的中医馆为主,这一消费人群自愿为高标准的药材买单。对于中医院里的饮片而言,在控费的大背景下,医保能否承受因饮片标准提升而带来的价格提升?此外,药材原料因标准提升而带来的价格提升,也将令中成药面临成本挑战。
这必然有一个过程。王奇说,“中国现在做电子产品,做5G,一点都不必国外差,很多领域超过国外了,但中药行业还处于阵痛期。”
药材行业是高度分散的行业,2000多家企业,瓜分2000多个亿的饮片市场。相对日本和欧洲而言,起点比较低。但整体在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
日本从源头在药材标准上的投入,已证明了回报巨大。根据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的统计数据,日本汉方药(即中药)市场规模约为2000亿日元(约133亿人民币),在日本的药品市场中大概占2%,日本已成为目前除中国外最大的中药生产国与消费国。
很多中国游客到日本也会去买汉方药。王奇说,“去日本买汉方药的人很多,未来慢慢的,中国有比日本还要好的汉方药,自然我们就不出去买了。但这个过程,一定是要靠一群企业,一点点把它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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